一个“杀虫灯”奖成就了138个研究员

　　北京奥运会后，有关部门给赵树英发来的感谢信。

　　“杀虫灯”试验成功，奖项纷至沓来。

　　“中国物理防治病虫害的曙光”、“世界物理杀虫第一灯”……农业领域专家、学者不吝赞美之词、效仿研究，138名学者因研究赵树英的“杀虫灯”成为研究员。

　　“杀虫灯”环保，却不受农民欢迎，和农药“一扫光”比起来，费时、费劲……赵树英倾尽家财研究的“杀虫灯”被束之高阁，蒙尘……负债累累的赵树英黯然神伤。

　　是金子总会发光，“杀虫灯”在中原遇冷，却在新疆大放异彩，声名鹊起后，它又走进了北京奥运会，名扬海内外。

杀虫灯

　　“亮”了138名研究员

　　如今流行的跨界，是赵树英玩剩下的。

　　他把治病的光学技术和医学技术集成，应用到农业植保上，给植物“看起了病”，还混出了名堂。他的灯是“有智慧”的，诱杀得了害虫，又能保护益虫和中性昆虫。如此智能、环保的灯，想不引起关注都不行。

　　赵树英的“佳多频振式杀虫灯”获得13项发明专利、32项实用新型专利。

　　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健称赞这项发明为“中国物理防治病虫害的曙光”，全国农技中心原主任夏敬源则称为“世界物理杀虫第一灯”。

　　和砸醒牛顿的苹果一样，看似司空见惯的现象，却只将机遇留给有心的人。赵树英应用“飞蛾扑火”原理制成的“杀虫灯”问世后，农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才如梦初醒，效仿研究。

　　看似光色单一的紫外线灯在昆虫眼里也是五彩斑斓，每种昆虫也有自己的喜好。如何找到害虫喜欢的紫外线波段而又让益虫讨厌，这是个细致活。

　　调整光源、实验、数据分析……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将杀虫灯应用到实际，分析数据，发表研究成果。赵树英整理收录的《频振诱控技术研究与应用论文选编1992-2010》中对“杀虫灯”进行实验研究的论文就多达近千篇。

　　138名学者因为研究“杀虫灯”晋升研究员！

　　背水一战

　　“80年代上大学时学的是农药，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应用农药，突然说放弃农药，有点难。”这是汤阴县一名农业系统官员的回忆。

　　90年代轰动农业领域的“杀虫灯”到市场接受考验，但是这个农业界的优秀产品败给了野蛮生长的剧毒农药。

　　习惯了喷洒农药的农户不认可“杀虫灯”：买灯，掏电费，效果没有农药见效快，不会飞的幼虫还杀不死，怎么会有农药来得痛快？

　　精心研发的“杀虫灯”遇冷，赵树英不服输，始终坚持着，期待市场的回心转意。

　　1996年，赵树英终于坚持不住了。

　　半年光景，河南市场没有卖出一台杀虫灯，整个公司就靠一家电器维修店支撑着。

　　市场不认可，兜里欠着200余万外债……

　　赵树英欲哭无泪，用他的话说，如果当时想不开，就没有后来的故事。

　　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。

　　“杀虫灯”在中原遇冷，在新疆却受到了欢迎。

1997年，赵树英（中间）到新疆推广自己的“杀虫灯”

　　1996年的新疆棉铃虫泛滥，那时候的棉铃虫“除了电线杆不吃、什么都吃”，甚至连虫子从来不吃的大蒜都不能幸免。

　　更令当地人担忧的是，新疆干旱，用于搜集雨水、浇灌饮用的“坎儿井”经受不起农药的大肆使用。

　　赵树英意识到，“杀虫灯”的机会来了。

　　1997年4月，背水一战的赵树英带着一箱方便面和140元，挤上开往新疆的火车。

　　这一去就是整整6年。

　　扬名北京奥运会

　　1997年的火盆吐鲁番，棉铃虫正“红火”地闹腾着，当地人不得安宁。

　　赵树英的“杀虫灯”就像火焰山下村民渴望的芭蕉扇，来得正是时候。

　　短短4个月，2000台环保的“杀虫灯”售之一空。

　　好不好，要让市场说话。次年吐鲁番的棉铃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。

　　市场反响空前，订单如雪花纷至沓来。

　　趁热打铁，赵树英把产品卖往新疆各地。

　　市场一步步打开，企业逐渐步入正轨。

　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，奥运场馆内外全是小飞虫，经证实为草地螟大爆发！

　　使用杀虫药？空气污染不说，“绿色奥运”也成为一句口号。

　　一筹莫展之际，农业专家点名推荐赵树英发明的佳多频振式杀虫灯。

　　北京市奥组委立即向赵树英订购了8000台频振式杀虫灯，赵树英接到订单后，在最短时间内赶制出8000台杀虫灯并将其安装到位。

　　效果立竿见影，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期间，奥运场馆再也没有飞虫的干扰，“诱控防虫保绿色奥运”的成绩让赵树英和他的“佳多植保”从此一炮走红。

　　2008年9月18日，一封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、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、北京市农业局发出的感谢信送到赵树英手中。

　　感谢信中写道：“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期间，你们胸怀大局、情系北京，全力参与支援奥运工作，出色完成了动植物防疫等保障任务，为奥运会、残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了力量……”

　　赵树英和他的“杀虫灯”开始声名鹊起，扬名国内外。